** 接受理論、文化精神與結辯的話語實踐**
熊浩※
**摘要：**本文從華語辯論話語模式的趨同和突圍入手，試圖借用接受美學和儒家文化精神兩個學術觸點，闡釋感性、平和，將聽眾拉回文化現場的結辯語言具有獨特魅力的原因，並總結了與此相關的“結辯三境界”。作者強調，多元性的話語實踐以及對辯論進行交叉學科的學術觀察，將有利於話語辯論整體水平的提升；特色、個性與差異化應該成為辯論理論與實踐的題中應有之意。
**關鍵詞：**華語辯論的話語模式；接受理論；文化精神；多元可能
** Receptional Aesthetic Theory, Cultural Spirit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Conclusion**
** Speech**
** XIONG Hao**
Abstract: After examining the convergent trend of the Chinese debating style and introducing receptional aesthetic and Confucianism cultural spirit theories,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fascination of the sensible and dialog-like conclusion speech style and summary the “Three Realms” of the conclusion speech. Then , the article pointed out that a diverse debating practices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concern on debate woul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ebate as a whole. It was advised that when practicing debate, various styles and differentiation should be enhanced.
Key Word: Mode of Chinese Debating; Receptional Aesthetic; Cultural Spirit; Diversity
一、緣 起
1993年，新加坡，復旦大學代表中國大陸參加國際大專辯論賽並獲得冠軍。這一消息迅速傳遍大江南北，成為上世紀90年代初期影響全國，特別是大學生群體的重要文化事件之一。有趣的是，這不是中國大陸隊伍第一次獲得國際華語辯論賽的冠軍，但由於大陸主流媒體對93國辯的全程參與，以及90年代初期特殊社會環境下民眾對公共空間中的宣講與論辯多少還有些忌憚，復旦大學的成功，無疑構成了一次具有像徵性的突圍，它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一次微妙地，對國人社會文化心理的想像性撫慰——是啊，年輕人又可以辯起來，又可以說出口了。
如果我們將93復旦辯論成功對社會產生如此巨大影響的社會語境問題存而不論，復旦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借助公共媒體，開創了一種嶄新的話語結構。內斂、謙遜的中國人，也能夠如此這般，在大眾面前，自信而瀟灑的侃侃而談。這樣淋漓暢快的表達，這樣劍拔弩張的博弈，竟然出現在電視上，人們在那個夏天，享受著這種清晰，自信，而又機智的表達所帶來的快感。在此之後，辯論，像一陣風，迅速吹到了祖國的大江南北。蔣昌健，姜豐的名字幾乎在一夜之間，成為了中國高校學子的精神偶像。
二、趨 同
雖然在今天看來，93年辯手們的表現未見得達到了華語辯論的頂峰，甚至也有不少明顯的毛病，但這絲毫沒有妨礙辯論在那時，變成了大陸高校中的流行話語。而隨後，包括中央電視台在內的電視媒體，先後舉辦的全國性辯論賽事，更是持續了這樣一種辯論熱情。但與此同時，辯論也漸漸形成了一種固定的話語方式，動輒康德，黑格爾；還有幾乎成為習慣反射的技巧性問答。
復旦大學雖然開創一種新的話語方式，但由於此後的大陸辯論隊對93年這一單一經典的反复模仿，話語表達逐漸走向高度趨同。對歷年國際和全國大專辯論賽作以觀察，不難發現大陸隊伍幾乎所有的立論，都是依賴西方近現代哲學的路數：在現代化中遭遇虛無；工具理性對人的異化；西方馬克思的文化批判；資本邏輯和功利主義的萎靡與墮落；自由主義與文化相對論的對峙等等，所有的立論框架幾乎都仰仗著一套高度相似的西方背景，從而導致辯論在的話語內容上的狹窄。辯論，變成了一種西方文本的邏輯推演和知識轟炸：概念，權威，經典，學理，這一切構成了辯論中是與非，對與錯，黑與白非此即彼的武斷。這一套思維方式，裹挾著“噴薄而出”的種種宏大敘述加之言辭瑰麗、言辭咄咄，所有命題都機械地轉換成了科學問題，辯手們營造著一個先驗而自我的理性世界。我們真難以判斷，到底是“話在說我，還是我在說話”。這一套依賴“理性過強”的論證方法，擱置了本土資源和中國思維，放逐個體情懷與生命體驗，使所有比賽都有機械地雷同感——因為在證明的方法論上，大家“不約而同”。這其中雖然有諸如99年國際大專辯論賽新南威爾士大學被稱為“戲辯”的突圍，但那種輕鬆搞怪的話語方式最終仍然被主流話語淹沒。加之多年來，守舊呆板的權威意識，統一僵化的經典模式，再加上一個個遠離生活的抽象辯題，這一切都加劇著以93辯論為結構模板，以西方理論為表達路徑的辯論方式的僵死和失去質感。
於是，至少在話語方式上，人們對辯論的困倦久矣。
三、突 圍
然而，理性未必是呈現真理的唯一形式。[1]
公元2002年的北京，台灣世新大學參加國際大專辯論賽，其隊員黃執中，以一種久違的話語方式，在具體情景中呈現知性，把辯論議題轉化為設身處地的倫理選項，使華語辯論重新生動起來。黃執中的表達，以其直觀具體的說理和感性明白的生活經驗，把邏輯演繹成了說服，沒有非此即彼的理性判斷，而是在中庸的法度中感悟鮮活的現實習常。設身處地的研討，善解人意的言詞，追求著一種在情景知性中的合理性，使人們再次感到了一種聆聽辯論的舒暢。在內容上，黃執中放棄了大篇幅的學理演繹，將長句變成短句，把字字珠璣變成娓娓到來。他的成功，是一種話語方式的成功，是話語方式從西方路徑向中國話語轉換的成功，也是對華語辯論在華語困境中又一次突圍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