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代表”你的不只有政客。

只要当前的社会秩序还存在，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与权力结构的各个层面发生互动。我们这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需要致力于让这些互动具有明显的对抗性和冲突性、足够反映出我们彻底摧毁权力结构的愿景。这就需要我们对敌人有足够充分的了解。

几乎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都能认识到国家和资本是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并对它们的运作方式有一些起码的了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认识到，技术和意识形态也是权力网络的一部分。人们可能会认为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传播意识形态的技术系统 —— 即媒体（这里使用“媒体”一词是特指这一系统的整体，而不是指它用来实现其功能的具体工具，因为其中一些工具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甚至与这一功能背道而驰） —— 是权力结构的固有组成部分，因此它是所有反叛和一切创造自由生活的尝试的敌人。

然而，即使在媒体高度集中于少数巨型公司手中的情况下（这一事实应揭示其本质），仍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会直接 —— 以非冲突的方式 —— 与之互动，试图在这类秩序党媒体控制的地盘上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这可能说明人们对媒体的功能缺乏了解。

媒体在权力结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民主国家，这种角色不仅必不可少，而且是权力运作的核心。但在继续讨论之前，有必要正视许多人对民主的幻想。

诚然，民主可以仅仅意味着一种决策过程，让所有相关人员在每项决策中都有发言权或投票权（关于无政府状态与民主的关系另见本站其他部分），但在当今时代，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和社会权力体系，它通过允许表达尽可能广泛的意见来维护社会和平。国家之所以能够允许如此广泛的意见表达，正是因为意见基本上是没有实质内容的。意见是被抽空了所有生命力的想法；它们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任何项目基础，成为了无伤大雅的空谈。与封建或独裁国家相比，这种空谈使民主国家显得更宽容和开放，从而加强了民主国家的生命力。

由此可见，媒体的政治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媒体是民主舆论的调停者和处理者。它吞噬着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国际关系和叛乱、文化崩溃和经济需要 ...... 吞噬着当下现实的全部，并将其碾碎，然后消化，排出体外 …… 成为粪便。所有的复杂性、所有的活力、所有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都被榨干了，我们只能决定这些几乎一模一样的褐色坨坨是否发臭。

人们 “知道” 这些粪便产生的现实是如此地遥远，以至于普通人无法直接对其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人们接受了二元逻辑，在酒馆里为粪便的臭度争论不休，投票给那些胡言乱语散发着最甜美香气的政客。

不论你支持还是反对这场战争、那条法律、任何候选人、任何政策或计划，都不会对权力结构本身构成任何威胁。媒体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促进先入为主的思维，让人们在遥远的现实面前保持被动，时刻准备在国家提供的选项中做出选择，而这些选项最终都会让选择者受制于国家和资本的权力。

媒体还有另一个基本功能。它是消费形象的创造者。它创造名人和人物，让人们仰望并代入他们自己的生活。它创造角色形象，供人们模仿，以构建自己的 “身份”。它创造了脱离生活、凌驾于生活之上的事件形象。人们正是通过这些不加批判地摄取的形象来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并在这种虚拟的不现实中形成自己的观点。媒体成功的结果就是，人们被动地、可预测地消费着社会秩序制造的垃圾。

选择通过媒体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就是选择把这些思想喂给这个庞大的咀嚼怪物，把自己献给这个耗尽生命的食尸鬼。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毫无意义。媒体不可能把无政府主义行动描绘成一个活生生的实践，也不可能把无政府主义者描绘成复杂的多维个体。因此，想要通过这个窗口以“有价值的方式”表达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不可能的。这些思想只会同样被嚼得粉碎，然后作为众多意见中的一种再被吐出来，成为公众可以争论其臭味是否浓郁的另一种粪便。

活生生的个人会被嚼碎，被作为“形象” ——被作为不论是怪胎、书呆子、还是街头暴徒 —— 但本质上只是形象，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媒体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因此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无法在他们的游戏中获胜。

在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游行结束后不久，《60分钟》节目中出现了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片段，这就是这一过程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这12分钟的采访和照片拼贴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媒体合作的最好结果了。媒体自始至终完成了任务。节目编辑从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和几个小时的西雅图事件录像中，挑选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老板）想要使用的内容，组成了这个简短的片段。在使用 “新无政府主义者” 这个标题时，这些调解专家已经将观众与这些新 “名人”、这种 “新”亚文化区分开来了。形象塑造专家将被他们称为 “哲学向导” 的人，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分开进行采访；采访者与这位被媒体赋予“向导” 角色的人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则作为一个群体接受采访，其中一些人坐在地板上，摄影机的角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所有人的坐姿都比受访者低。不知情的观众会以为这些 “新无政府主义者” 是那位“向导”的追随者，即使他只是被职业媒体称为 “向导” 而已。

采访者用他的问题非常明确地引导了谈话内容 —— 毕竟这就是他的专长。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以正常方式接受采访，而这正中媒体下怀。通过回答问题，他们弱化了自己的论点，落入了一些老生常谈的窠臼，比如关于财产破坏不属于“暴力”的无趣老套，并进一步使自己被边缘化和异化。我还没有见过媒体对这些 “新无政府主义者”、“尤金无政府主义者”（赶紧毁掉这个词吧）的描述、或者说没见过任何记者/采访者或新闻工作者选择使用的任何话术完全不具备这种操纵性，真的是没见过 —— 因为操纵就是媒体的运作方式。

在西雅图示威游行之后，媒体对无政府主义者给予了大量关注，尤其集中在“破坏财产”的问题上。由此产生的许多事情虽然不足为奇，但却让我感到不安。

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开始担心自己的“媒体形象”。因此，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开始谴责破坏财产的行为，因为这会给无政府主义运动带来“不良的公众形象”。但这些人太荒谬了，以至于比那些公开坚称“破坏财产不是暴力”的人更让我感到不安。无政府主义者利用媒体上频繁出现的这一论点，让自己卷入了这个社会的既定价值观；他们在衡量自己的言论，使其符合“民主对话”的观点。这种观点试图迫使革命行动符合暴力/非暴力的道德等式。对于按照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行动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种等式是完全无用的，没有任何意义。当前，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核心是必须摧毁所有权力和权威机构，从而为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充分实现自我创造可能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是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愿望、梦想、能力和环境 —— 根据每个人为自己创造的生活而决定的。这与任何“道德”都没有关系。因此，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没有必要处理这样的问题： “破坏财产到底是不是暴力？” “这是自卫行为还是攻击行为？” 我们没有理由关心这些问题。我们的愿望是攻击和摧毁所有权力结构，愿景决定了我们的行动。其他这些问题都是基于虚伪的权力道德规则，除了给我们的行动能力套上沉重的枷锁之外，别无他用。按照职业媒体的要求、使用媒体关于如何谈论这些问题的准则、并遵循媒体的规程来谈论这些问题，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我们与媒体交谈又有什么用呢？